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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贾令隆

[人生百味] 东风茶场“知青”网上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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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4 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常来这个家园逛逛
 楼主| 发表于 2013-12-4 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贾令隆 于 2016-10-22 14:41 编辑
汨罗铁中 发表于 2013-12-3 10:45

谢谢铁老大的支持、鼓励,祝你工作顺利、回乡休假愉快!:share:
《知青岁月》


---1970年至1972年汨罗县新市公社东风茶场知青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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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4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贾令隆 于 2013-12-27 17:38 编辑

Copy整合至6页56楼                                            
                         《茶场杂忆》

                                         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批四十五名男女知青从新市镇出发,敲锣打鼓,乘三辆解放牌汽车直达东风茶场,随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长沙知青,加上公社从各大队、生产队抽调来茶场的老职工共计有60多号人。当时场部安排了三个老职工负责食堂工作,三人中有个50多岁的主厨叫根爹。根爹个子高大,做事麻利,风风火火,讲话粗声大气,按现在风行的讲法就是“此人很牛”。60多号人要生活,天天茶水饭菜,个个都要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那时茶场没有自来水,专门安排一个人到塘里担水还忙不过来,三个老职工感觉工作很吃紧。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初离家庭学校,很讲究所谓“卫生”,(特别是女知青)所以在用水上有点大手大脚,过不了两三天,根爹等人就开始骂骂咧咧发火了,骂过之后,虽然用水有了一些节制,但毕竟用水的人太多,特别是冬季的热水需求量更大。每逢我们(特别是女知青)到食堂打热水时,根爹的眼睛都是瞪得圆圆的,按照根爹的用水标准,每个人的热水用量不得超过下半桶,如果超过了或者连续两次以上取水,他就要严厉批评甚至于骂人了。骂归骂,每天的生活用水毕竟还是“生活必须品”,供不应求的矛盾仍然严峻。为了对付女知青“用水特别多”的问题,根爹有一天竟然使出了一个很损的招数----直接向热水里放辣椒粉,迫使女知青们不敢到食堂打热水,只能各自想办法在自己房间里烧水洗脚。
        关于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当时我们男女知青对根爹都很有意见,特别是女知青对根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现在回过头来换位思考:虽然根爹在工作方法上简单粗暴,不近人情,但他还是一个有工作责任心的人,如果换一个工作责任心不强的人,那就会执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水用到无水止,后来的人没水用也怪不得谁!


发表于 2013-12-5 11:02 | 显示全部楼层
贾令隆 发表于 2013-12-4 16:11
上接第6页第56楼                                             
                         《茶场杂忆》

  在我印象中,根爹是个很梗直的人,他有一次当面斥责张场长循私照顾亲戚:“你是床底下使斧头,碍上碍下!”。期待楼主更精彩的回忆。
发表于 2013-12-5 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soso_e179:}{:soso_e181:}
发表于 2013-12-5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杨爹精神蛮好啊!{:soso_e113:}
 楼主| 发表于 2013-12-5 2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贾令隆 于 2013-12-29 16:17 编辑

Copy整合至6页56楼                                             
                         《茶场杂忆》

                                          五      
       东风茶场往北边走一华里就到了汨罗江江边,这一带是我们上马大队的种植“飞地”。我们生产队的可耕地95%为水田,旱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为了向江边滩涂要旱地,生产队采取粗放式的耕作办法,年年都要在江边滩涂种棉花和罗卜,碰上洪涝年份种植的作物“打水漂”,碰上正常年份收获多少算多少。你别看它滩涂旱土收获不丰,那可是国家征购计划之外的“自发项目”,在棉花票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棉花地里收获一点,社员们就多多少少能够分一点,棉籽油和罗卜干更是冬修水利时,队上工地食堂的主打油和主打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左右,我和生产队社员一起从江边滩涂收罗卜回来,途经东风茶场,看到邻队(第九生产队)的“四类份子”仇晴四和几十个不认得的人,被戴了袖章的民兵看押着在茶场的地里劳动。仇晴四穿了一件露出棉花的空同棉袄,棉袄上扎了一根草绳,棉袄没有衣扣,他担着粪桶在地里来回奔走。经打听,这是公社革委会将全公社的“四类份子”分批搞到茶场来“集训”,为公社全面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打头阵”,来一个下马威!注〔1〕
      说起这仇晴四却是上马大队的知名人物,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国民党第七兵团(后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麾下的一员猛将,在坚守四平,与林彪四野巷战19昼夜的恶战中,因战功而升任为团长。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仇晴四是反对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的顽固派。全国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教官,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定为“坏分子”而退回上马大队第九生产队原籍,从此进入“黑五类”之列。
      我从东风茶场转到上马大队第十生产队的时候,仇晴四已经是五十岁上下年纪,个子不高不矮,身子不胖不瘦,孤身一人,住在一间比牛栏房大不了多少也好不了多少的土砖房内,屋里除了一个单人铺,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用具,厨房里就是两口泥砖架一口“半边锅”,连菜刀都是用锅铲或无把锄头来代替。他这个人最喜欢公社搞“五类分子集训”,因为集训就可以省得自己起锅火搞饭吃。
      仇晴四身子骨结实,做事舍得下力,肯吃苦,社员们都是本乡本族人,除了上面派工作组下来搞运动,一般对他网开一面,不把他往死里整。仇晴四带过兵当过教官,有一身好武艺,有见过的都说他身手不凡,弹跳力好,纵身一跃可以跨越很宽的水溪。四周的中青年社员总想从他那里领教一些防身功夫。也有一两个强劳力后生子不服气,不相信他有真功夫,总是催促他,要他显露一些功夫给大家看看。后生子催促道:“仇团长,打几路拳给我们看看”。仇晴四匆忙谦让:“与人民为敌,我是仇寻死,自己找死。”几年下来,任由大家催促,仇晴四总是不谈功夫,不显山露水。有一年搞秋收,社员们在晒谷坪里息气,人多场面大,有一个楞头后生子又开始三番五次地催促仇晴四,要和他比试比试。仇晴四躲不过,看到有这么多社员在场作证,估计不会把自己怎么着,所以和对方约定“只是打耍架,不往阶级斗争上扯”。于是上马大队第九生产队晒谷坪里,又上演了《林冲棒打洪教头》的精彩一幕,楞头后生子被打得屁滾尿流,从此再没有人向“仇团长”领教功夫了。粉碎“四人帮”后,农村逐步取消阶级斗争,仇晴四脱掉了“坏分子”的帽子,接着安排进学校任英语代课老师,一九八一年被选举为政协汨罗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后事如何,不得其详。


     注〔1〕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农村政治运动仍然接二连三,除了“农业学大寨”这一常年性的运动外,“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还没搞完,接下来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的两报一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列宁关于“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评论文章。认定“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或土壤,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干尽。
    既然是搞运动,就得有声势,决不能冷冷清清。县里和公社的“割尾巴”工作组进驻各大队后,揪出几个劳动不积极的“黑五类”进行批斗游乡,我们生产队的“自发项目”原则上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但考虑到冬修水利时食堂要用棉籽油和罗卜干,所以只将田埂上种植的黄豆“自发项目”纳入国家征购计划,不能够瞒产私分。江边滩涂的“自发项目”则没有深究。面对社员们的抵触情绪,生产委员仇拥初也只能跟着使性子发牢骚,他忿忿地向生产队长仇世皇说道:“吃得死的豆子茶可以不吃,豆腐可以不打,田埂上让它去长草让它去长社会主义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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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7 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茶场杂忆》(五)回忆了仇睛四一生的遭遇,刻划得较为生动,注释里又写了“割资本主义尾巴”, 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文和注释的分量一样重,能够独自成篇也许更好。

 楼主| 发表于 2013-12-8 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桂花香 发表于 2013-12-7 13:15
《茶场杂忆》(五)回忆了仇睛四一生的遭遇,刻划得较为生动,注释里又写了“割资本主义尾巴”, 挫伤了农 ...

        《茶场杂忆)原定的就是“想到哪写到哪,没有谋篇布局,完全是回忆当年“侃大山”的形式。谢谢你的关注鼓励和批评。
 楼主| 发表于 2013-12-8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贾令隆 于 2013-12-27 17:4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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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场杂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群体的时髦形象是解放军形象或红卫兵形象。那时候的军鞋、军帽、军用挎包,在我们知青中也是一物难求的东东。记得堂兄杨林应想将省城叔叔留在家里的一双皮鞋跟别人换一双军鞋都换不到手,皮鞋在茶场和乡下根本就不敢穿。那时候社会青年相互抢军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如古代读书人认定“偷书的不是贼”一样自然。
        前几年,知友程物华从长沙回汨,跟我聊过这么一件事。他说:大慨是一九七0年,我和姚刚从东风茶场走路到汨罗药材公司姚刚的父亲那儿去,(姚刚的父亲大家都称他为“溪叔”) “溪叔”是药材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在外面跑业务,见过大世面。由于我和姚刚走路走得急,到汨罗时已经是衣衫不整,形态窝囊。见到“溪叔”,辟头就被他一顿数落:“你们俩像鬼打晕了似的,寡裤溜精,走起路来吊隆盼隆,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样范。现如今哪个年轻人到外边去,不挎个军用包?”姚刚分辨道:“我和物华是临时决定来汨罗,没有要带的东西,所以没有背挎包。”“溪叔”忿忿地说:“没有要带的东西,你黄草纸都可以多放它几张,总得有个背挎包显精神的样范!”
       写到这里,我倒要给物华老弟发话了:“溪叔”的话有道理,有远见啊,既使到了现在,年轻人仍然是挎着电脑包、公文包满街跑,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文件?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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