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场杂忆》
打开尘封记忆，重温旧日时光。 下面是四十多年前东风茶场的一些零星记忆，想到哪写到哪，没有谋篇布局，完全是“侃大山”聊天的形式，有说得不对或不全的地方，请知友们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或补充。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批四十五名男女知青从新市镇出发，敲锣打鼓，乘三辆解放牌汽车直达东风茶场。场部当时因为房子紧，只能四个人或六个人住一间房。我那时是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共安排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分别是毛浦先和程物华共一个铺，廖自谋和杨林应共一个铺，我和姚刚共一个铺。
到茶场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大哥” 毛浦先是一个操心人，当我们这些毛头小子都在扯乱弹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拿起笔写写划划，屈起手指花花算算，睡在床上还在跟我们谈起：食堂大手大脚不得了，好日子不可持续。第二天他就向张场长提建议，建议食堂煤灶改糠头灶，（知青中许明莲的父母在粮食部门大米厂工作，可以搞到基本不花钱的糠头）。张场长认真听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就将食堂煤灶改为基本不花钱的糠头灶。事隔不久，张场长在茶场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一方面放式表扬毛浦先，说他人在茶场，心在茶场，是全体知青学习的好榜样。一方面放式批评我们这些“不操心的知青”，说是“你们中间还有哪一个像毛浦先一样，为茶场的事操过心、想过事？！”
三
有一件事情回想起来，我应当向长沙知青周春兰道歉。（周春兰也许不记得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九年年初，佩戴毛主席像章热仍未降温，我当时持有的是一枚瓷质像章，色彩明朗，周春兰持有的是一枚铝制像章，色彩不那么明朗，她要求和我交换，我因为当时年纪小，加上又“小气”，拒绝了她的交换要求。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好蠢，送她都来不及啊。
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批四十五名男女知青从新市镇出发，敲锣打鼓，乘三辆解放牌汽车直达东风茶场，随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长沙知青，加上公社从各大队、生产队抽调来茶场的老职工共计有60多号人。当时场部安排了三个老职工负责食堂工作，三人中有个主厨叫根爹，根爹个子高大，做事麻利，风风火火，讲话粗声大气，按现在风行的讲法就是“此人很牛”。60多号人要生活，天天茶水饭菜，个个都要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那时茶场没有自来水，专门安排一个人到塘里担水还忙不过来，三个老职工感觉工作很吃紧。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初离家庭学校，很讲究所谓“卫生”，（特别是女知青）所以在用水上有点大手大脚，过不了两三天，根爹等人就开始骂骂咧咧发火了，骂过之后，虽然用水有了一些节制，但毕竟用水的人太多，特别是冬季的热水需求量更大。每逢我们（特别是女知青）到食堂打热水时，根爹的眼睛都是瞪得圆圆的，按照根爹的用水标准，每个人的热水用量不得超过下半桶，如果超过了或者连续两次以上取水，他就要严厉批评甚至于骂人了。骂归骂，每天的生活用水毕竟还是“生活必须品”，供不应求的矛盾仍然严峻。为了对付女知青“用水特别多”的问题，根爹有一天竟然使出了一个很损的招数----直接向热水里放辣椒粉，迫使女知青们不敢到食堂打热水，只能各自想办法在自己房间里烧水洗脚。
关于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当时我们男女知青对根爹都很有意见，特别是女知青对根爹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现在回过头来换位思考：虽然根爹在工作方法上简单粗暴，不近人情，但他还是一个有工作责任心的人，如果换一个工作责任心不强的人，那就会执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水用到无水止，后来的人没水用也怪不得谁！
五
东风茶场往北边走一华里就到了汨罗江江边，这一带是我们上马大队的种植“飞地”。我们生产队的可耕地95%为水田，旱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为了向江边滩涂要旱地，生产队采取粗放式的耕作办法，年年都要在江边滩涂种棉花和罗卜，碰上洪涝年份种植的作物“打水漂”，碰上正常年份收获多少算多少。你别看它滩涂旱土收获不丰，那可是国家征购计划之外的“自发项目”，在棉花票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棉花地里收获一点，社员们就多多少少能够分一点，棉籽油和罗卜干更是冬修水利时，队上工地食堂的主打油和主打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左右，我和生产队社员一起从江边滩涂收罗卜回来，途经东风茶场，看到邻队（第九生产队）的“四类份子”仇晴四和几十个不认得的人，被戴了袖章的民兵看押着在茶场的地里劳动。仇晴四穿了一件露出棉花的空同棉袄，棉袄上扎了一根草绳，棉袄没有衣扣，他担着粪桶在地里来回奔走。经打听，这是公社革委会将全公社的“四类份子”分批搞到茶场来“集训”，为公社全面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打头阵”，来一个下马威！注〔1〕
说起这仇晴四却是上马大队的知名人物，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国民党第七兵团（后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麾下的一员猛将，在坚守四平，与林彪四野巷战19昼夜的恶战中，因战功而升任为团长。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仇晴四是反对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的顽固派。全国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教官，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定为“坏分子”而退回上马大队第九生产队原籍，从此进入“黑五类”之列。
我从东风茶场转到上马大队第十生产队的时候，仇晴四已经是五十岁上下年纪，个子不高不矮，身子不胖不瘦，孤身一人，住在一间比牛栏房大不了多少也好不了多少的土砖房内，屋里除了一个单人铺，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用具，厨房里就是两口泥砖架一口“半边锅”，连菜刀都是用锅铲或无把锄头来代替。他这个人最喜欢公社搞“五类分子集训”，因为集训省得他自己起锅火搞饭吃。
仇晴四身子骨结实，做事舍得下力，肯吃苦，社员们都是本乡本族人，除了上面派工作组下来搞运动，一般对他网开一面，不把他往死里整。仇晴四带过兵当过教官，有一身好武艺，有见过的都说他身手不凡，弹跳力好，纵身一跃可以跨越很宽的水溪。四周的中青年社员总想从他那里领教一些防身功夫。也有一两个强劳力后生子不服气，不相信他有真功夫，总是催促他，要他显露一些功夫给大家看看。后生子催促道：“仇团长，打几路拳给我们看看”。仇晴四匆忙谦让：“与人民为敌，我是仇寻死，自己找死。”几年下来，任由大家催促，仇晴四总是不谈功夫，不显山露水。有一年搞秋收，社员们在晒谷坪里息气，人多场面大，有一个楞头后生子又开始三番五次地催促仇晴四，要和他比试比试。仇晴四躲不过，看到有这么多社员在场作证，估计不会把自己怎么着，所以和对方约定“只是打耍架，不往阶级斗争上扯”。于是上马大队第九生产队晒谷坪里，又上演了《林冲棒打洪教头》的精彩一幕，楞头后生子被打得屁滾尿流，从此再没有人向“仇团长”领教功夫了。粉碎“四人帮”后，农村逐步取消阶级斗争，仇晴四脱掉了“坏分子”的帽子，接着安排进学校任英语代课老师，一九八一年被选举为政协汨罗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后事如何，不得其详。
注〔1〕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农村政治运动仍然接二连三，除了“农业学大寨”这一常年性的运动外，“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还没搞完，接下来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的两报一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列宁关于“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评论文章。认定“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或土壤，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必须毫不留情地铲除干尽。
既然是搞运动，就得有声势，决不能冷冷清清。县里和公社的“割尾巴”工作组进驻各大队后，揪出几个劳动不积极的“黑五类”进行批斗游乡，我们生产队的“自发项目”原则上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但考虑到冬修水利时食堂要用棉籽油和罗卜干，所以只将田埂上种植的黄豆“自发项目”纳入国家征购计划，不能够瞒产私分。江边滩涂的“自发项目”则没有深究。面对社员们的抵触情绪，生产委员仇拥初也只能跟着使性子发牢骚，他忿忿地向生产队长仇世皇说道：“吃得死的豆子茶可以不吃，豆腐可以不打，田埂上让它去长草，让它去长社会主义的草！”
六
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群体的时髦形象是解放军形象或红卫兵形象。那时候的军鞋、军帽、军用挎包，在我们知青中也是一物难求的东东。记得堂兄杨林应想将省城叔叔留在家里的一双皮鞋跟别人换一双军鞋都换不到手，皮鞋在茶场和乡下根本就不敢穿。那时候社会青年相互抢军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如古代读书人认定“偷书的不是贼”一样自然。
前几年，知友程物华从长沙回汨，跟我聊过这么一件事。他说：大慨是一九七0年，我和姚刚从东风茶场走路到汨罗药材公司姚刚的父亲那儿去，（姚刚的父亲大家都称他为“溪叔”） “溪叔”是药材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在外面跑业务，见过大世面。由于我和姚刚走路走得急，到汨罗时已经是衣衫不整，形态窝囊。见到“溪叔”，辟头就被他一顿数落：“你们俩像鬼打晕了似的，寡裤溜精，走起路来吊隆盼隆，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样范。现如今哪个年轻人到外边去，不挎个军用包？”姚刚分辨道：“我和物华是临时决定来汨罗，没有要带的东西，所以没有背挎包。”“溪叔”忿忿地说：“没有要带的东西，你黄草纸都可以多放它几张，总得有个背挎包显精神的样范！”
写到这里，我倒要给物华老弟发话了：“溪叔”的话有道理，有远见啊，既使到了现在，年轻人仍然是挎着电脑包、公文包满街跑，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文件？哈哈······
七
醉倒哥讲到“新市公社东风茶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使我记起了三件事：
一是宣传队请来汨罗花鼓剧团乐队刘长庚（小刘师傅）来当指导，指导胡延辉如何司鼓、如何把握好锣鼓点子；指导刘续华等敲锣击钹人员如何配合司鼓把握好节奏；指导整个乐队，共同把握好“快慢有序，击止交融，开收转换”等手法。胡延辉当学徒很认真，对刘长庚一个劲地递烟端茶，诺诺连声地喊刘师傅、刘师傅，喊得刘长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刘长庚的年纪比胡延辉可能也大不了多少。
二是汨罗花鼓剧团乐队刘长庚（小刘师傅）来茶场的次数多了，不知不觉竞然和女知友周淑华谈上了恋爱，而且一谈就成，他们的结婚日期我不晓得，只晓得夫妻俩恩爱有加，儿孙顺意，因为我去年还看到他们“退休后的老俩口”都在花鼓剧团院内相互端茶递烟打麻将。
三是我在茶场宣传队演反面人物知名度比正面人物高。我和堂兄杨林应从茶场转到上马大队第十生产队时，队上的青少年指指点点，高声大叫：“那个茶场演特务匪兵的知青下放到我们队上来了”，杨林应这个跳“抬头望见北斗星”忠字舞的正面主角反而无人提及。
八
知友“松间醉倒”关于“与老职工打交道”这一类有滋味的故事的确很多，1971年后我每次到茶场去串门，程物华、姚刚、徐解林（还有长沙知友高崎）等人都要用很地道的“团山话”绘声绘色地模仿童文清等老职工的口气互相打趣。我觉得他们与“贫下中农”（老职工）之间的关系，比先期离开茶场的人要随意一些，相互之间可以开玩笑取乐，有时就直截引用毛主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语录直接回驳“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紧箍咒”。这种相互之间开玩笑取乐子，可以说是最后招工离开茶场这些人的“苦咖啡”和“开心果”。
九
说到东风茶场的历史变迁，还得从一九六八年我们大批知青下放前说起。东风茶场原址为“大坪里”，是一片乱坟荒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市公社响应党中央“向荒山进军”的号召，分别在上马大队、新书大队等地建起茶叶种植场，从事多种经营开发性建设。东风茶场当时开发建设的领军人物，是上马大队的仇浦仁（我们称他为浦叔）。
一九六五年“社教”运动以前，浦叔是响当当、很有潜质进入公社党委班子的大队干部。由于“大跃进”刮“五风”时期，浦叔唯书唯上的意识太强，在“大办公共食堂”“生产行动军事化”方面，行为过激，作风粗暴，埋下了一些怨恨种子，“社教”运动中受到严厉的组织纪律处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尽管政治生活上不得志，但浦叔这个人还是“肯打精神的人”，大队总支还是把他作为一把“开山斧”（开路先锋）来用。“大坪里”这片乱坟荒地硬是在他的带领下，开辟成一片基础茶园，大手笔建起了具有北方四合院形状的泥砖住宅生活区，为我们近七十名新老职工安置入住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驳四十多名知青下放到东风茶场时，浦叔已经抽调至公社基建副业工程队，协助工程队主要负责人对外联系业务，搞好工程预决算。
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三年我和堂兄杨林应通过浦叔的接纳和引荐，跟随公社基建副业大军转战南北，近四年时间，陆续在易家湾、邵东、娄底、衡阳、湘潭东、乐昌、郴州许家洞、岳阳城陵矶等地打工。在易家湾主要是从事铁路明洞抢险；在邵东主要是对火车站的照明用电进行外线架构和内线安装；在娄底主要是为火车机务段兴建行车公寓、职工宿舍和照明用电的外线架构、内线安装；在衡阳、湘潭东、郴州许家洞、乐昌等地，主要是搞铁路土建工程；在岳阳城陵矶主要是搞湖区灭螺······
浦叔铁面剑眉，声如鼓钟，虽然一脸严肃，令人生畏，但对讲礼貌、有点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却爱护有加。堂兄杨林应一九七二年在京广线乐昌路段施工时，因食物不洁，患了急性胃肠炎吐泻不止，是浦叔当机立断，亲自将堂兄扶送至乐昌地方医院及时医治，两天后很快康复。
改革开放后，上马大队已由新市镇的管辖地，转变为城郊乡的管辖地。浦叔又被乡村两级组织抽调到上马鞋楦厂协助社队企业主要负责人联系对外业务，世纪之交上马鞋楦厂红红火火，是汨罗县内最具知名度的社队（乡镇）企业之一······
东风茶场的知青，到1975年止已经全部招工返城，茶场的多种经营效益仍很不理想。据跟帖网友说，那里曾经搞过葡萄种植园，办过敬老院，后来改成玻璃厂，现在是碳素厂·······
十
我们东风茶场有好几个读书料子，为什么错过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次招生机会？这个问题希望有知友到“家园”来聊一聊、讲一讲。
我只知道毛浦先“老大哥”是因为恢复高考时，年龄已经30岁，虽然他在别人的催促下报了考，但最终还是认为自己超过了年龄条件而没有去参加考试。其实是“图书馆馆长”他自己太“方实”了，据同批次参加考试的人说，考场当时已经安排了他的考试桌位，桌位上粘贴了考生毛浦先的白纸片，可惜他没去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话必中无疑，因为他教的几个学生都考上了。
十一
到东风茶场头几个月，感觉茶场老职工搞多种经营，打下的基础很厚实，要做的事有蛮多。前天晚上和知友刘正军闲聊，回想起当年做过的事，主要有以下一些：
1、拆迁猪场。从新书大队猪场肩挑砖瓦回茶场，扩建茶场的猪场。知友李让林在茶场传递泥砖时受伤，（并发低血糖）当场昏倒，移至房间休息一会，幸无大碍。
2、开挖荒地，开辟新茶园。
3、挖木薯、打木薯、筛木薯。挖回木薯洗干后，担到霍家桥水磨坊打碎，再担回茶场筛浆。（霍家桥水磨坊是利用溪水落差带动机械传动系统的“原始磨坊”，放下机械传动系统，可以整天持续运转，方便周边生产队和茶场打红薯和木薯）早春时节打赤脚在水池里筛浆，双脚冻得通红。
4、收烤烟。（将烤房里薰烤好的烟叶打捆打包）
5、茶园里开茶子沟。
6、种植花生。老职工生怕知青们贪吃，一再告诫：花生种子少，为了防虫防偷吃，已经将花生种子泮上了“六六粉”，吃了是要死人的！
7、到汨罗县煤建公司担回煤炭供食堂用。茶场由一名老职工带队，安排了二十个男知青去担煤，大家自找萝筐扁担“乱兵上阵一窝蜂”，长沙知青高奇，只知道老职工已向煤建公司统一验票付了款，却不晓得担煤的人还要分别过磅、记码，他装了煤，担起就走。担回家后，老职工也装个“不知道”，没有批评他，只有同室的知友提醒他“为了公家的事，犯不上去惹祸”。
8、又据知友程物华、徐解林说：东风茶场后来还种过西瓜、红薯、凉薯，培植过食用菌，办过养鸡场，种过各种蔬菜，“名堂搞尽得”，在贫下中农“老职工”的心目中，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次要的，只有“知青”们体验到苦和累，才是最好的“再教育”。
9、1972年东风茶场知青大部分陆续招工，剩下十多个知友人心散漫，四处漂泊，无所适从。后来转入八里大队林场，直到1975年才几乎全部招工离开。
十二
刘正军说：下放到东风茶场时，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食欲旺盛的时期，每月29斤的粮食定量指标总是吃不到头，只能回家搞粮票，再到食堂里买餐票。当时茶场搞总务的是从上马大队第八生产队抽派来的老职工仇发根，餐票就是到他那里买的。
茶场那时的食堂就设在会议室，只摆了两个四方桌子。就餐人员有六七十号人，大部分人只能端了盆子到坪里或宿舍里吃。一九六八年年末和一九六九年头几个月，茶场对新增的知青采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式管理，由老职工复员军人巢新晃担任民兵连连长，天天组织大家在食堂会议室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祝颂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刚下放不久，知青们不知道生计的艰难，有几个女知青将吃剩的饭，随手倒入盛木薯粉的大缸里，受到张场长和食堂老职工根爹的严声呵斥和数落。（根爹大号不详，只知道他是从上马大队第六生产队“罗家湾”抽派来的）张场长和根爹批评女知青既浪费粮食，不知道“一粒粮食一粒汗、粒粒皆辛苦”，又混坏了木薯，降低了木薯的漂白纯度和质量，骂得那几个女知青灰溜溜的。
楼主: 贾令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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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11-5 19:04
显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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